据参考消息援引塔斯社11月14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打算为乌克兰提出新计划。他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中说：“下周将提出的计划共有10个要点。”泽连斯基表示，内容将有关安全、能源和武器。报道称，关于武器，新计划将涉及乌克兰国内的生产和与伙伴的合作。此外，该计划的一个要点将是“文化主权”。尽管乌军在前线处境艰难，但泽连斯基对新计划的文化部分予以极大关注。该要点涉及“乌克兰内容的制作”。早在10月28日，泽连斯基就承认，如果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存在美国停止援助乌克兰的风险。他说，倘若局势如此发展，基辅有自己的计划。在发表这一言论之前，泽连斯基曾表示，目前他仅指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制订“加强乌克兰的内部计划”，该计划涉及前线、军工业、经济和金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俄称控制一定居点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14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沃兹涅先卡”定居点。过去一天，俄各集团军打死打伤乌军人员，击毁乌军坦克、榴弹炮等装备和电子侦察站、弹药库等设施。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军78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当天以来前线地区发生88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对乌军阵地发动了14次进攻，乌军击退了8次进攻，还有6场战斗正在进行。在库拉霍沃方向，俄军发动了25次攻击，乌军已击退俄军18次进攻。俄国防部公布的画面俄媒：俄罗斯“神秘隐形导弹”让乌克兰不安据参考消息援引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网站11月13日报道，多名西方和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13日上午，俄罗斯空天军首次使用改型Kh-101导弹（Kh-101M）打击了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目标。这些消息人士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乌克兰和北约防空部队当时完全陷入恐慌，因为俄罗斯导弹不断从美国、德国和瑞典等国提供给乌军使用的跟踪设备上消失。这是一种怎样的隐形导弹？报道称，这款新导弹已被冠以“隐形导弹”的绰号。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这种令人生畏的产品拥有更强的隐身能力，但这并非它的唯一特点。知情专家指出，这款导弹采用混合制导模式：先使用光电修正的惯性系统，再在飞行末段使用自动导引头。它可以获得关于路线和目标坐标的全面信息。与前代导弹不同，Kh-101M能在飞行途中改变初始目标。该导弹可由图-160M和图-95MS轰炸机发射。战斗部重400公斤，最大飞行距离5500公里——这让俄罗斯战机可在远离防空武器杀伤区的地方发射导弹，不必进入乌克兰领空。事实上，战机刚从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机场起飞，就能向预定目标发射该导弹。此外，图-95MS还获得新的瞄准-导航系统，这使得Kh-101M比前代更加高效。图-160M可携带12枚这样的导弹，图-95MS可携带8枚。导弹的飞行轨道可变，高度从30米到1万米不等。巡航速度为每秒190至200米，最高速度为每秒250至270米，对移动目标中心的打击偏差不超过10米，静止目标不超过7米。对于重达400公斤的弹头来说，这样的精度堪比狙击手。Kh-101M配备了新的内置电子战系统，能欺骗敌方防空导弹或干扰敌方雷达。这使得导弹能绕开敌方防空-反导系统封锁的区域，骗过它们。这就是Kh-101M被认为是隐形导弹的原因。在空地战略巡航导弹方面，就连美国也与俄罗斯有巨大差距。最接近的美国同类武器AGM-86能飞行2780公里，几乎只有俄罗斯这款新型导弹的一半。爆料：乌军总司令或被解职据参考消息援引塔斯社11月14日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前副秘书、退役将军谢尔盖·克里沃诺斯认为，乌军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可能被解职。报道称，克里沃诺斯认为，最高拉达（议会）议员玛丽安娜·别祖格拉娅对瑟尔斯基的批评表明，后者面临被解职的危险。克里沃诺斯在“基辅24”电视频道的节目中说：“既然玛丽安娜开始谈论此事，那就意味着有这种可能性。因为玛丽安娜通常被用作测试社会情绪的试纸。玛丽安娜·别祖格拉娅就是决定所有问题的那根导火索。”报道提到，10月初，乌克兰版《福布斯》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泽连斯基办公室对瑟尔斯基的工作感到不满，早在今年夏天就讨论过撤换他的问题，甚至还同几位将军谈过话。不过该杂志还报道称，在乌军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动进攻后，瑟尔斯基与泽连斯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别祖格拉娅是一名独立议员。2024年7月，她退出了支持政府的人民公仆党及其议会党团，但仍是泽连斯基的支持者。她以经常批评乌军最高指挥部而闻名，其批评言论已成为相关人员被解职的先兆。例如，她多次批评过的乌军联合部队司令尤里·索多尔于今年6月被解职。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第6套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年底前抵乌俄乌冲突前线相关画面据央视新闻，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当地时间13日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朔尔茨就防务合作等问题进行了通话讨论。朔尔茨确认，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第6套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将于今年年底之前运抵乌克兰。双方还讨论了德国明年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供应以及提供额外防空支持的可能性。德国政府网站13日发表声明称，在朔尔茨与泽连斯基当天的通话中，朔尔茨重申德国将继续在军事领域支持乌克兰。德方声明未提及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是由德国主要负责、欧洲多国共同研发的红外成像制导导弹，可对高速机动目标进行拦截打击，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央视新闻、参考消息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前三季度立案数据，其中村干部立案数字引发关注。通报显示，2024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4.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58人、厅局级干部3263人、县处级干部2.6万人、乡科级干部8.9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7.7万人。7.7万人这一数据，是去年同期立案人数4.6万人的近两倍，也超过了去年全年立案总数的6.1万人。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共有50.2万个行政村，这意味着村干部涉及腐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几年来，基层的反腐力度不减。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村民自治框架下的村干部腐败，不同于其他行政层级的腐败现象，是基层治理和反腐的“硬骨头”，需要综合治理、系统出招。今年前三季度7.7万名村干部被立案，图为用放大镜观察（资料图/图虫创意）盯着补贴“腐”“90后”茹杰威是今年6月份被立案的一名村干部。现年32岁的他曾担任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潭镇下埔村的党支部书记（以下称“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以下简称“村主任”）。根据通报，从2021年至2023年，茹杰威伙同他人通过伪造文件、抢种青枣树冒充原有农作物等方式，骗取了垦造水田项目青苗补偿款。最终，茹杰威被开除党籍，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国新闻周刊》梳理今年1月至今的相关案件发现，涉腐的多是村里的“一把手”村支书、村主任，当中村集体的“三资”（即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是重灾区。图为村里挂出的横幅（资料图）山东省纪委监委在今年4月通报了菏泽市单县朱集镇韩六行政村原村支书韩广云的案件。2021年3月至2023年10月，他在“一肩挑”村支书、村主任期间，违规截留村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8.5万元，虚报冒领玉米种植保险1.2万元，冒领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1.2万元。在安徽六安市霍邱县马店镇金田村，2022年9月，原村支书、原村主任许长金安排村干部尹某某虚报金田村环境整治项目中的挖掘机工时，虚增了381.5小时，从中套取资金5.7万元，这些款项被用于违规支出和发放补助。袁柏顺是湖南省廉政研究基地、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他和团队此前整理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5年至2020年曝光的567起村干部腐败的典型案例，发现腐败行为的前两位是违规骗套和贪污侵占，分别占比41.47％和12.6％，涉及领域包括房屋改造、扶贫专项、集体土地、社会保障和惠农补贴等。腐败的高发领域与乡村发展的阶段紧密相关。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副院长李莉长期深入农村调研，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国家逐渐向农村投入补贴，掌握分配资源的村干部被一些人当成了“肥差”。一些村干部上任前，以金钱或请吃饭的形式向选民拉票，之后再通过吃拿卡要等方式将贿选的花费“捞”回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征地拆迁补偿款和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腐败的高发领域，尤其在经济较发达的南方地区。随着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推进，国家扶贫资源和资金不断汇入中西部农村地区，袁柏顺指出，村干部腐败开始集中在农村危房改造、扶贫专项、征地补偿等领域。“国家惠民政策补贴到哪里，腐败就跟到哪里。”袁柏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过弄虚作假、巧立名目等形式骗取、套取国家和集体资产是最常见的腐败形式。以危房改造为例，村干部会冒领他人的补助款，也可以通过虚报不符合申请资格村民的形式骗套补助款。账目监督难落实“三资”领域成为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多位专家表示，这与当前的村级财务制度不完善密切相关。早在2000年，为解决村委会自主管理财务模式下，村民兼职会计专业水平不高带来的账目错误及对村干部财务活动监督乏力的缺陷，我国提出建立“村财乡管”的财务模式，也就是将村级财务交由乡（镇）政府代管和监督，但不改变村集体对本村财务的决策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截至2016年，我国90％以上的农村地区已建立了“村财乡管”的村级财务管理机制。不过，目前仅对凭证审核、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及报送、稽核工作由会计人员负责作了要求。相关配套制度，包括详尽的审批程序、监督主体的具体标准和责任等并没有明确。湖南某乡镇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事实上，有的村干部并不会将“三资”全部交由乡镇代管，会自行扣留部分钱款随意列支。河南省纪委监委今年6月通报的案例就显示，漯河市舞阳县章化镇前古城村村支书张广卫在2015年至2023年间，利用职务便利，未将前古城村共计32.3万余元集体资金上交章化镇财政所纳入村级财务管理，且违规挪用村集体资金5.3万元，超过三个月未还。今年5月，张广卫被撤销党内职务，并被责令辞去村主任职务。即使将“三资”全部交给乡镇代管，有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乡镇并不会在村干部支取时，对票据凭证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只停留在财务手续、流程的把关上。河南省某地一位村干部说，常常出现“见票即付”的情况。村支书凭发票就能去乡镇支取，但发票会有高开的情况，例如打一眼机井实际花费5000元，“开票金额能翻倍开到10000元”。山东菏泽市东明县审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卫华在今年撰文指出，实行村财镇（乡）管制度以后，乡镇经管站财务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普遍不高，缺少专业财务人员，村账务处理程序不规范，存在不及时记账、结账、对账、对原始凭证审核管理不严等问题。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加上一些村干部对惠民信息的垄断、对财务信息公示的不足，加剧了其腐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明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村干部既受上级政府委托主导负责国家资源分配及发放资格的审核确认，又承担着管理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职能。双重身份下，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也是村级腐败发生的重要诱因。关于财务活动情况及其有关账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明确要求，重大经济事项等应当向全体成员公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明确，补贴补助等资金、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应及时公布，接受村民监督。不过袁柏顺在调研中发现，财务信息公开存在选择性。公示内容多为村规制度、村内建设等非关键信息，对村集体“三资”管理、惠农相关资金使用发放情况的公示则不足，造成村民获取信息的延迟和偏差，村干部则会借“信息鸿沟”动村民的“奶酪”。这种时候，就需要多重监督机制，包括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以及群众监督。就上级监督来说，曾明说，村干部不在行政系统内，收入较低，大多是兼职，基本没有职务上的晋升空间。在有限的激励机制下，乡镇大量行政事务又要依赖村两委的支持和落实，部分乡镇可能会对村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容忍”与“包容”。袁柏顺则发现，部分村干部与乡镇干部形成合谋腐败，也导致乡镇监督缺失。其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有91.38％的腐败同盟来自村级干部群体，而乡镇和县级部门干部也不同程度参与村干部的腐败，涉及国土、林业、财政等部门。合谋腐败具备隐匿性强和潜伏期较长的特点，潜伏期在2—5年的居多，占比为58.28％。至于同级监督，财务管理等工作的落实是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其独立行使监督权，对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明确，村务监督委员会一般由3至5人组成，设主任1名，提倡由非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或党员担任主任，原则上不由村党组织书记兼任主任。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村会计（村报账员）、村文书、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不得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全国的设立已相当普遍。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覆盖全国22个省份的30个县（市、区）的样本中，截至2018年，约有89％的村庄已经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据悉截至2018年，约有89％的村庄已经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资料图）不过，袁柏顺调查表示，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委会、村集体组织交叉任职现象较多。村支两委“一肩挑”模式下，有些甚至还兼任村集体企业负责人。而村务监督又在其领导之下，如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纪检干部往往是村党支部的纪检委员来兼任，“兵去管领导，不太现实”。另外，肩负监督职能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可能会与被监督的村“一把手”合谋腐败。浙江省苍南县平水村就有一起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与村支书、 村主任等6名村干部伪造村委会议记录并合谋私分或售卖51个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非法获利61.2万元的案例。此外，乡情社会也让这类监督有难度。李莉说，在多数村务监督委员会中，成员往往与被监督对象是熟人，“怕得罪人”“抹不开面子”的观念使得同级监督流于形式。在曾明看来，熟人社会以及管理服务对象、范围、辖区的小规模同样使得村民对腐败的举报成本过高，群众监督落实也有难度。如何进一步治理？事实上，针对村干部腐败问题，相关专项行动早已陆续出台。2018年至2020年，中央纪委部署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2017年至2020年，全国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分别为4.87万件、13.1万件、8.5万件、6.5万件。2023年2月，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的基调、采取严的措施，大力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数位专家都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了村级腐败，加大了执纪执法力度，使得更多腐败问题浮出水面并得到查处。李莉直言，村级腐败治理面临特殊挑战。针对这一“硬骨头”，需要系统出招。财务制度的优化是重中之重。袁柏顺表示，应健全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尤其要对涉及村集体“三资”方面的问题线索进行排查，建立专门台账，分类开展重点督办。目前已有一些地区进行了探索。如《贵州省加强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管理监督实施办法（试行）》提出，对集体“三资”达到一定规模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开展提级监督，对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落实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层面，村级监督作为最直接的监督方式，专家建议，应从信息公开力度和用人方面进行加强。曾明认为，需对村务公开形式、内容、载体、深度、细度做更为详细的规定，如在资金分配、资格确认、项目落实等方面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发言权与监督权。与此同时，通过监督与审计联动、巡察与审计联动改革，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农村财务进行审计检查，对村干部贪腐做到早发现、主动发现、及时发现，并早预警、早处置，形成震慑力。在人事组织管理方面，袁柏顺认为，村务监督委员会组成结构应引入更多与村干部无直接利益关联的村民代表，以增强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有助于质询和监督村务异常。至于上级监督，袁柏顺指出，有部分地方探索了在村级建立乡镇监察办公室的联络站，有利于打破村居熟人社会监督难的壁垒。据媒体2020年报道，吉林省集安市纪委监委制发的《关于在部分村（社区）开展监察联络站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在钱湾村、育才社区等7个村（社区）设立监察联络站试点，作为市监委派出乡镇（街道）监察办公室延伸到村（社区）的联络点，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一体运作，协助加强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人员的监督。此外，多位专家建议，依靠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和监督透明化，以便有效筛查违纪违法行为，更好地满足基层反腐的监督需求。李莉在脱贫攻坚期间曾调研过福建某市，当地构建了大数据监督平台，村民可以自行查询惠农资金发放情况，改变了以往对惠农政策不知情或得知资金被冒领克扣后难以监督的状况。之后该市将此监督平台支援给甘肃某重点贫困市，在监管扶贫资金滥用方面起到了更加明显的效果。发于2024.11.18总第116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7.7万名村干部被立案记者：解雪薇 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