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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英国有人怕了,还想拿中国"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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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卡罗琳·莱维特当地时间11月15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确定了他的白宫新闻秘书(白宫发言人)的人选,由卡罗琳·莱维特 (Karoline Leavitt)担任。“卡罗琳·莱维特作为(竞选时期的)国家新闻秘书,在我的历史性竞选中表现出色,我很高兴宣布她将担任白宫新闻秘书,”特朗普在声明中这样说道,“卡罗琳聪明、坚强,事实证明她是一位非常有效的沟通者。我完全有信心,她将在演讲台上表现出色,并帮助向美国人民传达我们的信息。”特朗普和卡罗琳合照特朗普这样的决定也是创造了历史,现年27岁的莱维特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新闻发言人。值得注意的是,即将在明年1月就任的特朗普,也将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比乔·拜登就职时还年长了几个月。最年长的总统和最年轻的发言人的组合,还真是挺有趣的。卡罗琳抱娃自拍据悉,今年7月生下儿子尼科的莱维特,以“好斗”的印象给特朗普团队的高级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有特朗普的美女律师阿丽娜·哈巴 (Alina Habba)等人和莱维特竞争新闻秘书的职务,但按照内部人士的说法,“只要莱维特愿意,这就是她的工作,不会给其他人的。”尽管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但这一职务将使莱维特受到极其严格的审查,因为她需要与白宫新闻团进行电视简报会、处理与旨在追究政府责任的媒体的日常互动,并且还要出现在电视上。不过这对于莱维特来说应该并不困难。“虽然才27岁,但她已经是一位资深人物了,此前也曾在白宫工作过,”内部人士这样说道。莱维特曾在大四的时候于时任白宫新闻秘书凯莉·麦肯纳尼的手下工作,进而给麦肯纳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罗琳聪明、坚强、专业,我相信她会在领奖台上表现出色。她是完美的选择!”此外,莱维特还在2022年竞选过国会议员,虽然只是赢得了初选,但显然还是颇有实力的。卡罗琳·莱维特此前曾在白宫工作过不过在特朗普决定第三次竞选总统之后,莱维特就不再想要竞选国会议员了,她显然更想帮助前总统再次入主白宫。莱维特的一个决定显然会给特朗普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据称,在莱维特生完娃后四天,特朗普于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参加竞选活动时遭遇了暗杀未遂,耳朵受伤了。通过电视知道消息的莱维特立即决定重返工作岗位,“总统为了赢得这次选举不惜冒生命危险。我至少可以做的就是尽快恢复工作。”卡罗琳·莱维特工作能力十分出色有着如此的忠心,再加上已经表现出的工作能力,特朗普启用她担任要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此外有内部人士还透露称,莱维特的年龄也是她赢得这个职位的重要原因,“莱维特的年龄意味着她更适合新闻秘书每天14个小时的大强度工作。”

编辑丨高语阳11月15日,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海南州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州长安木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显示,他政治信仰崩塌,精神迷失;酒后失德失范,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图为安木拉资料图,其年初因酒后失德被停职安木拉,藏族,1969年7月出生,青海海晏人。此前,他曾任青海省海晏县委常委、副县长,海北州青海湖农场党委书记、场长,贵德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2021年4月,安木拉升任海南州副州长。今年1月15日,安木拉在调研结束返回途经贵德县时,与贵德县委常委、拉西瓦镇党委书记张景文,贵德县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贾昭,贵德县河西镇党委书记陈学军,私营企业主柴某某(女)、司某某等人聚餐饮酒,私营企业主提供酒水并支付餐费0.11万元。安木拉酒后失德失范,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次日,1月16日,安木拉被停职检查,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今年5月17日,安木拉再次被通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时隔半年,安木拉被“双开”。经查:安木拉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信仰崩塌,精神迷失,长期沉湎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吃喝,且酒后失德失范,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组织意识淡漠,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追求低级趣味,长期“带彩”打麻将,严重损害党员干部形象;毫无纪法观念,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他人贿送财物。延伸阅读17岁参加工作的女厅官被开除党籍:产生恶劣社会影响海南省纪委监委11月7日消息,经海南省委批准,海南省纪委监委对第八届海南省委委员、屯昌县委原书记凌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图为凌云资料图,她是第八届海南省委委员经查,凌云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凌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贪欲膨胀,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在工程项目领域大搞权力变现、利益输送,在任职地区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凌云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海南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并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凌云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南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屯昌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给予凌云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海南省委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凌云是第八届海南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公开简历显示,凌云,女,汉族,1973年3月出生,湖南衡阳人,在职大专学历,200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7月参加工作。图为凌云资料图,她先后在三亚、海口工作她曾先后在三亚、海口工作,历任:三亚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海口市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主任,海口市海洋和渔业监察支队政委,海口市秀英区副区长,海口市龙华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海口市龙华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海口市龙华区委副书记、区 长等职。2018年3月,她任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2020年7月任海口市副市长、龙华区委书记,后只担任海口市副市长。2021年8月19日海南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人选公告,其中凌云拟任县(市)党委书记,公示期过后,当月,她任屯昌县委书记(副厅级)。2023年12月7日消息,凌云被查。

►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当地时间14日,美媒彭博社报道称,巴西总统卢拉希望中国助力该国经济发展,但“中巴拥抱”可能会招致特朗普的针锋相对。文章从巴西最西部阿克里州正在修建的一段新高速公路开始说起,这条通往秘鲁边境的道路承载着卢拉实现经济转型和价值链升级的希望。在那里,“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所推动的又一项旗舰工程——中资控股的秘鲁巨型港口钱凯港,即将投入试运营。这座深水港将成为南美大陆太平洋沿岸第一个能够接待亚洲和南美洲之间直航的大型集装箱船的港口,会大大缩短秘鲁与亚太地区之间的运输时间。巴西意识到了钱凯港的潜力,这能让他们靠近太平洋,也更接近亚洲,尤其是中国。过去,像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等国家无法将货物直接运往中国,而是要先将货物运往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亚。中远海运秘鲁钱凯港一期工程 资料图正如秘鲁钱凯公司经理马里奥·德拉斯·卡萨斯(Mario de las Casas)所说,有了从巴西到秘鲁的铁路,南美将在全球舞台上大放光彩,现在巴西大部分新建的交通基础设施最终都将通往钱凯港。彭博社称,根据该媒体看到的官员谈话内容和规划文件,新的公路和铁路系统将使巴西货物运抵中国港口的时间缩短10至12天,并有望使巴西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一个百分点,约为220亿美元。巴西计划与预算部长西蒙妮·特贝特(SimoneTebet)指出,由于亚洲对粮食的需求,巴西东南部工业基地向中西部农业综合企业的“地缘经济转移”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巴西要从传统大西洋贸易转向太平洋,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巴西的目光还投向了越南、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孟加拉国等市场。特贝特强调,要实现“南美洲一体化”路线所需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巴西需要外部投资和专业技术的支持,而中国是唯一的选择。“我去过华盛顿,他们对卫生和绿色基础设施感兴趣,但很少投资其他领域。而中巴关系已经足够成熟,可以满足彼此的利益需求。”特贝特说,“中国需要更便宜的食物,巴西能够提供。如果有铁路,我们的运输会更快捷、成本更低。”然而,彭博社称,甚至早在特朗普胜选之前,巴西的这条发展之路就“触怒”了美国,华盛顿开始对中巴交往指手画脚。巴西阿克里州正在修建一条连接秘鲁边境的高速公路 彭博社报道称,拜登政府告诫巴西不要同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并警告巴西不要加入被其视作眼中钉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而即将于明年上任的特朗普一直威胁称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60%的关税,也引发他将更强硬要求盟友与北京划清界限的怀疑。“不过卢拉没有屈服。”彭博社从四名据称了解卢拉政府想法的人处得知,在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之际,卢拉看到了巴西这个拉美最大经济体的机遇。这些知情人士透露称,卢拉政府正寻求吸引中国在巴西四个项目上的参与:国内基础设施计划、区域一体化路线、清洁能源转型以及工业现代化。目前双方正就融资问题进行谈判,并希望两国关系不仅限于铁矿石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巴西虽尚未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但实际上以各种形式参与了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并正在探索实现“一带一路”同巴西“再工业化”进行战略对接。在谈及这一决定时,卢拉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前巴西外长塞尔索·阿莫林(Celso Amorim)称,这是为了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一个更广阔的新阶段,“如果中方将‘一带一路’纳入其中,我们对此没有异议。”与此同时,中国在巴西的投资也在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成果,并逐渐蚕食那些曾经被认为由美国主导的领域。比如,中国电动汽车领先品牌比亚迪,正在美国福特汽车位于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前工厂里,开展着在亚洲以外的最广泛业务;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OPPO也在拓展本地合作伙伴关系;眼下,巴西还在寻求与中国卫星制造商展开合作,以与马斯克的星链互联网服务竞争。华盛顿显然有些坐不住了。10月下旬,巴西农业部长呼吁该国应该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对抗美国和欧盟的保护主义措施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一次公开发言中倒打一耙,称美方呼吁“巴西朋友审视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风险”,并“真正思考增强巴西经济韧性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对于特朗普上台后可能采取的措施,彭博经济评论员阿德里安娜·杜皮塔(Adriana Dupita)认为,如果特朗普打算利用双边协议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巴西不太可能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美国对巴西的贸易顺差较小。“不在两个最大贸易伙伴之间选边站队,符合巴西的经济利益。”她补充道。2023年4月13日,上海,在华为研发中心,巴西第一夫人在巴西总统卢拉旁边试用虚拟现实设备。巴西中国企业家委员会执行主席克劳迪娅·特雷维桑(Claudia Trevisan)则提到,特朗普扬言对中国加征更高的关税,会破坏中美双边贸易,从而将生意拱手让给巴西。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时,其对华挑起的贸易战,就导致巴西仅用一年时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供应国。特雷维桑认为,巴西有机会代表其他拉美国家在与北京的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以一个战略集团的身份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但眼下缺乏必要的区域协调。她说,“北京在智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都有投资,但这些地区之间(在与中国合作方面)既没有建立伙伴关系,也没有讨论如何投资基础设施以建立地区间的连通性。”卢拉政府正致力于通过其“南美洲一体化”项目来加强这种连通性,这一项目包括在与其领国接壤的11个州建设190个基础设施工程。巴西利亚的一位官员表示,政府对中国企业参与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的竞标抱有殷切期望。规划文件显示,巴西政府已拨款7亿美元用于国内工程,同时通过巴西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设立的一项规模为1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支持南美洲国家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据悉,该基金投资将主要用于整合五条关键运输线路,有两条将延伸至秘鲁,钱凯港将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巴西规划部机构协调秘书若昂·维拉韦尔德(Joao Villaverde)近日表示,如果该项目取得成功,“这些路线不仅可以改善向中国出口的巴西农民和矿业公司的物流”,还能在该国创造新的经济中心。他提到,例如,巴西不仅希望开采锂矿以供应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链,还希望在该国加工这种矿产并制造电池,然后再出口到中国。“我们正规划的南美洲一体化,考虑到了过去24年来的经济和结构变化。过去,我们更多地向阿根廷、美国和欧洲出口。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已成为我们的主要合作伙伴。”维拉韦尔德说,巴西方面正在加快一体化进程,“最迟在2025年完成”。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前三季度立案数据,其中村干部立案数字引发关注。通报显示,2024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4.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58人、厅局级干部3263人、县处级干部2.6万人、乡科级干部8.9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7.7万人。7.7万人这一数据,是去年同期立案人数4.6万人的近两倍,也超过了去年全年立案总数的6.1万人。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共有50.2万个行政村,这意味着村干部涉及腐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几年来,基层的反腐力度不减。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村民自治框架下的村干部腐败,不同于其他行政层级的腐败现象,是基层治理和反腐的“硬骨头”,需要综合治理、系统出招。今年前三季度7.7万名村干部被立案,图为用放大镜观察(资料图/图虫创意)盯着补贴“腐”“90后”茹杰威是今年6月份被立案的一名村干部。现年32岁的他曾担任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潭镇下埔村的党支部书记(以下称“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以下简称“村主任”)。根据通报,从2021年至2023年,茹杰威伙同他人通过伪造文件、抢种青枣树冒充原有农作物等方式,骗取了垦造水田项目青苗补偿款。最终,茹杰威被开除党籍,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国新闻周刊》梳理今年1月至今的相关案件发现,涉腐的多是村里的“一把手”村支书、村主任,当中村集体的“三资”(即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是重灾区。图为村里挂出的横幅(资料图)山东省纪委监委在今年4月通报了菏泽市单县朱集镇韩六行政村原村支书韩广云的案件。2021年3月至2023年10月,他在“一肩挑”村支书、村主任期间,违规截留村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8.5万元,虚报冒领玉米种植保险1.2万元,冒领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1.2万元。在安徽六安市霍邱县马店镇金田村,2022年9月,原村支书、原村主任许长金安排村干部尹某某虚报金田村环境整治项目中的挖掘机工时,虚增了381.5小时,从中套取资金5.7万元,这些款项被用于违规支出和发放补助。袁柏顺是湖南省廉政研究基地、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他和团队此前整理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5年至2020年曝光的567起村干部腐败的典型案例,发现腐败行为的前两位是违规骗套和贪污侵占,分别占比41.47%和12.6%,涉及领域包括房屋改造、扶贫专项、集体土地、社会保障和惠农补贴等。腐败的高发领域与乡村发展的阶段紧密相关。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副院长李莉长期深入农村调研,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国家逐渐向农村投入补贴,掌握分配资源的村干部被一些人当成了“肥差”。一些村干部上任前,以金钱或请吃饭的形式向选民拉票,之后再通过吃拿卡要等方式将贿选的花费“捞”回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征地拆迁补偿款和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腐败的高发领域,尤其在经济较发达的南方地区。随着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推进,国家扶贫资源和资金不断汇入中西部农村地区,袁柏顺指出,村干部腐败开始集中在农村危房改造、扶贫专项、征地补偿等领域。“国家惠民政策补贴到哪里,腐败就跟到哪里。”袁柏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过弄虚作假、巧立名目等形式骗取、套取国家和集体资产是最常见的腐败形式。以危房改造为例,村干部会冒领他人的补助款,也可以通过虚报不符合申请资格村民的形式骗套补助款。账目监督难落实“三资”领域成为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多位专家表示,这与当前的村级财务制度不完善密切相关。早在2000年,为解决村委会自主管理财务模式下,村民兼职会计专业水平不高带来的账目错误及对村干部财务活动监督乏力的缺陷,我国提出建立“村财乡管”的财务模式,也就是将村级财务交由乡(镇)政府代管和监督,但不改变村集体对本村财务的决策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截至2016年,我国90%以上的农村地区已建立了“村财乡管”的村级财务管理机制。不过,目前仅对凭证审核、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及报送、稽核工作由会计人员负责作了要求。相关配套制度,包括详尽的审批程序、监督主体的具体标准和责任等并没有明确。湖南某乡镇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事实上,有的村干部并不会将“三资”全部交由乡镇代管,会自行扣留部分钱款随意列支。河南省纪委监委今年6月通报的案例就显示,漯河市舞阳县章化镇前古城村村支书张广卫在2015年至2023年间,利用职务便利,未将前古城村共计32.3万余元集体资金上交章化镇财政所纳入村级财务管理,且违规挪用村集体资金5.3万元,超过三个月未还。今年5月,张广卫被撤销党内职务,并被责令辞去村主任职务。即使将“三资”全部交给乡镇代管,有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乡镇并不会在村干部支取时,对票据凭证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只停留在财务手续、流程的把关上。河南省某地一位村干部说,常常出现“见票即付”的情况。村支书凭发票就能去乡镇支取,但发票会有高开的情况,例如打一眼机井实际花费5000元,“开票金额能翻倍开到10000元”。山东菏泽市东明县审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卫华在今年撰文指出,实行村财镇(乡)管制度以后,乡镇经管站财务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普遍不高,缺少专业财务人员,村账务处理程序不规范,存在不及时记账、结账、对账、对原始凭证审核管理不严等问题。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加上一些村干部对惠民信息的垄断、对财务信息公示的不足,加剧了其腐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明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村干部既受上级政府委托主导负责国家资源分配及发放资格的审核确认,又承担着管理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职能。双重身份下,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也是村级腐败发生的重要诱因。关于财务活动情况及其有关账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明确要求,重大经济事项等应当向全体成员公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明确,补贴补助等资金、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应及时公布,接受村民监督。不过袁柏顺在调研中发现,财务信息公开存在选择性。公示内容多为村规制度、村内建设等非关键信息,对村集体“三资”管理、惠农相关资金使用发放情况的公示则不足,造成村民获取信息的延迟和偏差,村干部则会借“信息鸿沟”动村民的“奶酪”。这种时候,就需要多重监督机制,包括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以及群众监督。就上级监督来说,曾明说,村干部不在行政系统内,收入较低,大多是兼职,基本没有职务上的晋升空间。在有限的激励机制下,乡镇大量行政事务又要依赖村两委的支持和落实,部分乡镇可能会对村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容忍”与“包容”。袁柏顺则发现,部分村干部与乡镇干部形成合谋腐败,也导致乡镇监督缺失。其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有91.38%的腐败同盟来自村级干部群体,而乡镇和县级部门干部也不同程度参与村干部的腐败,涉及国土、林业、财政等部门。合谋腐败具备隐匿性强和潜伏期较长的特点,潜伏期在2—5年的居多,占比为58.28%。至于同级监督,财务管理等工作的落实是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其独立行使监督权,对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明确,村务监督委员会一般由3至5人组成,设主任1名,提倡由非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或党员担任主任,原则上不由村党组织书记兼任主任。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村会计(村报账员)、村文书、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不得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全国的设立已相当普遍。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覆盖全国22个省份的30个县(市、区)的样本中,截至2018年,约有89%的村庄已经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据悉截至2018年,约有89%的村庄已经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资料图)不过,袁柏顺调查表示,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委会、村集体组织交叉任职现象较多。村支两委“一肩挑”模式下,有些甚至还兼任村集体企业负责人。而村务监督又在其领导之下,如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纪检干部往往是村党支部的纪检委员来兼任,“兵去管领导,不太现实”。另外,肩负监督职能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可能会与被监督的村“一把手”合谋腐败。浙江省苍南县平水村就有一起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与村支书、 村主任等6名村干部伪造村委会议记录并合谋私分或售卖51个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非法获利61.2万元的案例。此外,乡情社会也让这类监督有难度。李莉说,在多数村务监督委员会中,成员往往与被监督对象是熟人,“怕得罪人”“抹不开面子”的观念使得同级监督流于形式。在曾明看来,熟人社会以及管理服务对象、范围、辖区的小规模同样使得村民对腐败的举报成本过高,群众监督落实也有难度。如何进一步治理?事实上,针对村干部腐败问题,相关专项行动早已陆续出台。2018年至2020年,中央纪委部署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2017年至2020年,全国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分别为4.87万件、13.1万件、8.5万件、6.5万件。2023年2月,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的基调、采取严的措施,大力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数位专家都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了村级腐败,加大了执纪执法力度,使得更多腐败问题浮出水面并得到查处。李莉直言,村级腐败治理面临特殊挑战。针对这一“硬骨头”,需要系统出招。财务制度的优化是重中之重。袁柏顺表示,应健全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尤其要对涉及村集体“三资”方面的问题线索进行排查,建立专门台账,分类开展重点督办。目前已有一些地区进行了探索。如《贵州省加强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管理监督实施办法(试行)》提出,对集体“三资”达到一定规模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开展提级监督,对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落实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层面,村级监督作为最直接的监督方式,专家建议,应从信息公开力度和用人方面进行加强。曾明认为,需对村务公开形式、内容、载体、深度、细度做更为详细的规定,如在资金分配、资格确认、项目落实等方面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发言权与监督权。与此同时,通过监督与审计联动、巡察与审计联动改革,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农村财务进行审计检查,对村干部贪腐做到早发现、主动发现、及时发现,并早预警、早处置,形成震慑力。在人事组织管理方面,袁柏顺认为,村务监督委员会组成结构应引入更多与村干部无直接利益关联的村民代表,以增强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有助于质询和监督村务异常。至于上级监督,袁柏顺指出,有部分地方探索了在村级建立乡镇监察办公室的联络站,有利于打破村居熟人社会监督难的壁垒。据媒体2020年报道,吉林省集安市纪委监委制发的《关于在部分村(社区)开展监察联络站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在钱湾村、育才社区等7个村(社区)设立监察联络站试点,作为市监委派出乡镇(街道)监察办公室延伸到村(社区)的联络点,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一体运作,协助加强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人员的监督。此外,多位专家建议,依靠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和监督透明化,以便有效筛查违纪违法行为,更好地满足基层反腐的监督需求。李莉在脱贫攻坚期间曾调研过福建某市,当地构建了大数据监督平台,村民可以自行查询惠农资金发放情况,改变了以往对惠农政策不知情或得知资金被冒领克扣后难以监督的状况。之后该市将此监督平台支援给甘肃某重点贫困市,在监管扶贫资金滥用方面起到了更加明显的效果。发于2024.11.18总第116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7.7万名村干部被立案记者:解雪薇 编辑:徐天 #endText .video-info a{text-decoration:none;color: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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