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特又又酱新年制作2021 -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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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唐开荣资料图，他长期在曲靖工作11月1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唐开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唐开荣曾长期在曲靖工作，曾任曲靖市委常委、富源县委书记，曲靖市委宣传部部长，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近年来，曲靖正风反腐保持高压态势。仅在2024年以来，就有多名曲靖的领导干部被查。2024年2月，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世禹被查。此后，曲靖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金林，曲靖市委原副书记陈世贵，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毕尚鹏，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志，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开荣，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本芳等人相继落马。在短短不到1年内，竟然有多名市领导被查，可见曲靖当地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李石松腐败案被曝光后，更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6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通报：云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李石松被查。图为李石松资料图，他曾多年担任曲靖市市长、市委书记李石松曾多年担任曲靖市市长、市委书记。在他落马后不久，曲靖市委常委班子召开了巡视整改暨政治生态建设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要求，要在系统性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上发挥表率作用，扛牢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决肃清李石松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严重危害和恶劣影响，纵深推进清廉曲靖建设，坚决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从严从实教育监督管理干部，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推动发展反腐惠民互促共进“云南现象”在曲靖深化落实，着力打造“云南现象”的“曲靖样本”。而在此之前，曲靖市第六届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指出：要深刻把握曲靖正风肃纪反腐的大局大势，清醒认识曲靖政治生态出清向好、整体向好、持续向好的态势已经形成，正进入并将长期处于深入推进期、乘势攻坚期、塑造提升期的关键时期，但总体向好与系统腐败并存、个人腐败变质与行业发展乱象并存、局部脆弱与底部薄弱并存，依然是曲靖政治生态的客观现状。今年4月召开的曲靖警示大会表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以案为鉴高度警惕“十种风险”，持续夯实筑牢清廉曲靖建设根基。要高度警惕圈子文化的风险，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资料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界面新闻等此前报道卸任曲靖市委书记7个月后，中候补被查，多名下属密集落马卸任曲靖市委书记7个月后，6月25日，55岁的白族高官、中央候补委员李石松被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李石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石松长期在云南省任职，曾任曲靖市长，2021年11月跻身云南省委常委，后兼任曲靖市委书记，去年12月调任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卸任曲靖市委书记。今年1月获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后出任常务副省长。“消失”45天后被查据公开履历，李石松，白族，1969年2月生，云南云龙人，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李石松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此后长期在云南任职。李石松早年在云南省民委工作了8年，官至政研室副主任科员。1998年，李石松调任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当了多年领导秘书，官至秘书二处处长，2010年任省政府督查室副厅级督查专员，2013年4月任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其间，他先后在电子科技大学、云南大学攻读了在职硕士和博士学位。2016年5月，李石松首次调任地方，出任红河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2018年2月调任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省中小企业局局长，机构改革后任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党组书记，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主任。2019年1月，李石松调任曲靖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2月当选市长，2021年11月跻身云南省委常委，一个月后兼任曲靖市委书记。2023年12月，李石松卸任曲靖市委书记，调任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今年1月，李石松获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2月的公开报道中，李石松已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石松最后一次出现的公开报道中是在5月初。据云南日报报道，5月10日，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云南省14家本土知名企业亮相，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石松出席开幕式并到云南馆巡馆。此后李石松在公开报道中“消失”45天，缺席了省委和省政府的多项重要会议和活动，至今日被查。云南省委巡视组3月底进驻曲靖，多名官员被查在曲靖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的5年，是李石松仕途最重要的站点，在这5年里，他跻身云南省委常委，升到副省级。曲靖位于云南省东部、珠江源头，东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毗邻，南与文山州、红河州接壤，西接昆明市，北临昭通市，素有“滇黔锁钥”“云南咽喉”之称。国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辖3区1市5县和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常住人口661万，有彝、回、苗、壮、布依、水、瑶族等世居少数民族，是云南省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城市。时间回拨到5年前。2019年2月17日，曲靖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石松当选为曲靖市人民政府市长。彼时，他刚刚调任曲靖一个月，这是他首次担任地方政府“一把手”。他履新表态，“夙夜在公、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勇于担当，全心全意履职尽责，千方百计推动发展。”他承诺“正确对待权力，保持清醒头脑，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法纪。正确对待名利，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守住底线边界，坦荡做人，清白从政，干净干事。”图为李石松资料图，他在曲靖市工作期间，曾多次就党风廉政建设发声2023年12月22日，曲靖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李石松卸任曲靖市委书记。在当天的会上，“交棒”的李石松，回顾了在曲靖5年的工作经历，他表示，“今后将永远饱含对曲靖的赤诚眷念，关注曲靖、祝福曲靖、支持曲靖，衷心祝愿曲靖的明天更加美好，曲靖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而今，卸任曲靖市委书记刚刚7个月，李石松落马。而李石松离开曲靖的这半年多来，曲靖掀起反腐“风暴”，他的多名老下属先后被查。2月8日，曲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世禹涉因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4月12日，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金林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5月30日，曲靖市委原副书记陈世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陈世禹曾任曲靖副市长，他和李金林均与李石松共事多年。图为陈世禹资料图，他和李金林均与李石松共事多年除了这些市级领导，曲靖还有不少局领导今年四五月份密集被查，包括曲靖市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邹林，曲靖市投资促进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徐政，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二级高级法官陈永剑，曲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正果，曲靖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栾亚红等。按照云南省委统一部署，3月下旬开始，省委第一巡视组对曲靖市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巡视工作。3月27日召开的巡视工作动员会上，巡视组指出，精准落实政治巡视要求，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从政治上发现问题、查找偏差。上述官员，多是在巡视组进驻期间被查的。李石松是党的二十大以来，继崔茂虎、张祖林之后的中纪委查办的云南又一“虎”。2023年3月18日，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崔茂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落马时距他调任中央统战部仅仅9个月，其犯事也主要在其云南任上，他曾任丽江市委书记、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云南省委常委、秘书长。今年4月25日，崔茂虎在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他被控受贿1043万元。今年3月1日，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曾任永仁县县长，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长等职。2007年，他任昆明市长，2012年任玉溪市委书记，2014年任云南省副省长，2018年3月任云南省政府参事，2022年11月离任。上述3“虎”均曾长期在云南任职，担任过地级市“一把手”而后升任省部级。6月11日，云南省警示教育会在昆明召开，会上通报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与会人员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会议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照检视、自省自律，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严守“六项纪律”，切实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迈克·泰森对战杰克·保罗这个周末体育圈最引人关注的事件？迈克·泰森与杰克·保罗的拳击赛注定会是选项之一。比赛地德克萨斯阿灵顿能够容纳8万人的AT&T体育场，赛前有超过12万人加入门票的预订抢购，最昂贵的套票甚至卖到了200万美元。传奇VS网红，58岁对决27岁，哪怕这并非一场职业比赛，但它囊括了足够多你能想象的流量元素。两人打满了8回合，让这场比赛从头到尾都沉浸在高潮中。裁判一致判定杰克·保罗以79-73战胜泰森，但这个赛前就被广泛接受的结果并不影响泰森也成为胜者——杰克·保罗赛后向他致敬，称其为“拳坛传奇”；泰森在收到2000万美元出场费的同时，也开玩笑将挑战杰克·保罗的哥哥罗根(网红搏击选手)。当然，没有人会是输家，即便是所有观看比赛的拳迷，也在一场流量大战后，见证了向岁月挥拳的壮举，重新缅怀了一回青春不死的信念……比赛现场挤满拳迷31岁差距，让比赛更有看点一个是职业拳坛的传奇人物，一个是半路出家的网红，这样的对决缘何成行，并成为看客眼中的香馍馍？泰森自不必说，尽管已经退役近20年（最后一场职业比赛发生在2005年6月），但作为过去几十年最具话题性和影响力的拳坛传奇，有泰森的地方从来就不乏眼球效应。再看杰克·保罗，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这个在YouTube、Ins上都有超2000万粉丝的网红，其吸引力和流量价值相比任何一个格斗巨星都不遑多让。于是乎，当这两人有心“约架”，平台和推广方都不会拒绝这样一桩好买卖。当然，这场听上去颇为无厘头的比赛之所以有看点，两人的年龄差是一个关键：出生于1966年的泰森如今58岁，对于27岁的保罗来说，已经算是一个“爸爸级”的老者。比赛前，就有媒体和好事者晒出了1999年两人的同框画面，当时还是孩童的杰克·保罗被泰森吓哭了。杰克·保罗攻击泰森另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于，杰克·保罗打拳也确实有两把刷子，自从踏入职业拳台以来，他已经取得了10胜1负的成绩，唯一一场失利是在2023年2月，当时输给了前重量级拳王泰森·富里的弟弟汤米·富里。而倒在保罗拳下的选手既有前NBA扣篮王内特·罗宾逊，也不乏职业格斗领域的退役名将如席尔瓦、伍德利、本·阿斯特伦。本场比赛之前，一些网站投票中，杰克·保罗获得了更高的支持率，看上去，大多数观众也明白拳怕少壮这个道理。值得一提的是，两人的比赛原定为7月份举行，当时就因为泰森的溃疡发作无法坚持训练，只能推迟到现在的当地时间11月15日。泰森和杰克·保罗在拳场上8000万美元制造的金钱游戏相比于观众的踊跃，很多搏击圈内人对比赛并不感冒，包括阿尔瓦雷兹、霍普金斯、比斯平在内的很多拳击和综合格斗名将谈到保罗都冠以“骗子”“小丑”这样的称谓。大多数圈内人认为保罗通过欺负年事已高的选手来博眼球并不道德。UFC总裁白大拿谈到当下泰森和保罗的比赛时也直言“这是一场糟糕的安排”，但他也承认，从商业角度来看，这场比赛又确实很成功，达到了目的。根据赛前曝出的信息，两人合计能够获得近8000万美元的巨额回报，其中杰克·保罗本场比赛的出场费达到了4000万美元，泰森也有超过2000万美元的收益。泰森出场说白了，这就是一场金钱游戏，参赛双方很好地利用了观众看热闹的心理打造了这样一场多少有些奇葩的比赛，可谓各取所需。作为全球著名的流媒体巨头，Netflix也将通过直播比赛接住这波泼天的流量，CBS体育前总裁尼尔·皮尔森甚至认为，这场比赛标志着体育赛事和流媒体之间未来将捆绑得更为紧密。既然各方都满意，比赛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泰森本人此前不无自豪地表示：”我58岁了又怎样？我只是和人谈论格斗，就能获得数十亿的观看量……谁能在58岁时能把一个8万人体育场的票都卖光？你认为他（杰克·保罗）为什么找我打而不找别人打？”可能有人认为泰森拼上老命再战拳台是因为经济上又出了问题，事实上凭借大麻种植生意和个人知名度，每年泰森仍能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但谁又会拒绝在快要60岁的年纪再赚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呢？泰森挥拳表演赛一样做戏要做足很多圈内人并没有把这场较量当作真正的职业比赛来看待，但戏还是要做足，参赛双方在过去几个月都大打嘴仗。泰森表示：“相比于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更想死在拳击台上，当然，我不会输，因为我是迈克·泰森，我已经准备好干掉这个问题少年。”杰克·保罗回应，“这场比赛肯定不会打满，必须有一个人倒下。”当杰克·保罗表示，如果泰森可以坚持超过4回合，将额外获得500万美元时，泰森笑了，“没有什么比在几天内花掉500万美元更爽的事情了。”随着比赛的临近，前戏愈发走向高潮。新闻发布会上，杰克·保罗甚至高调地展示了自己镶钻的耳套，暗示泰森曾经有过“咬耳”的前科，而在比赛前一天的公开亮相中，泰森干脆提前动手了。当时两人面对面对视时，泰森一巴掌扇在了杰克·保罗的脸上，随后杰克·保罗怒不可遏地对着话筒叫嚷，“他打了我，现在事情已经发展成个人恩怨了，泰森死定了。”事后泰森解释，当时杰克·保罗故意踩在了自己的脚上，那记耳光是咎由自取。泰森一巴掌扇在杰克·保罗脸上这是一次突发情况？更有可能是双方的剧本。为了让比赛更加吸引眼球，擅长整活的杰克·保罗不会错过表演的机会。必须承认，泰森为了个人最后的一战着实付出了不少辛苦。赛前的称重环节，泰森展现出的肌肉超乎想象的结实，完全不像一个年近60岁的老同志，这次泰森的体重为228.4磅,虽然没有达到巅峰时期的218磅左右，但也相差无几。而杰克·保罗为了更好对抗泰森的重拳，体重则来到了有史以来最重的227.2磅。根据比赛规则，这是一场8回合的较量，每回合打2分钟（并非通常职业拳赛的3分钟），比赛拳套也采用了14盎司的大拳套，这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老泰森耐力上的不足，同时希望降低重拳的杀伤力，让比赛打得更久一些。不管怎么说，为了这场比赛，所有的戏码都已经安排上了，领衔主演者也都足够认真。退一步说，无论出现怎样的结果，这里都不存在真正的输家。泰森败了，喜欢泰森的拳迷只会diss保罗不讲武德，欺负老同志；哪怕保罗输了，流量和关注度一样赚得盆满钵满。所以，这场金钱流量的大戏里，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输家。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时报赴珠海特派记者 马俊】13日，第十五届珠海航展进入了第二天。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当天举行新品发布会，面向海外客户推出全套“数智赋能军贸合成旅作战体系”，集中展示了我国陆军外贸武器装备发展最高水平、最新突破、最前沿成果。全球近年爆发的多场局部冲突显示，如何适应新的陆域作战环境，如何应对高不确定性的战场威胁，已成为摆在各国军队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提出的这一系统解决方案，吸引了多国军事代表团的高度关注。为装甲部队打造“电子保护罩”“数智赋能军贸合成旅作战体系”包括侦察营、重型装甲营、中型装甲营、轻型高机动营、反坦克营、电子对抗营、远火营、巡飞弹攻击营、无人机营、伴随防空营、区域防空营、综合保障营、工化营和旅部等，其中又以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指挥系统为核心，分为机动突击作战系统、异构无人机集群作战系统、区域防空作战系统和火力打击作战系统，还能根据海外客户实际需要，通过灵活的模块化设置，提供不同规模的建制与系统。提到地面战争，大众首先想到的通常都是由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等组成的装甲洪流。但近年来的局部冲突的残酷现实表明，在现代战场上，这些装甲战车不但需要应对传统地面威胁带来的“甲弹对抗”，同时还面临无人机和巡飞弹带来的空前挑战，以及地雷、路边炸弹等构成的非传统威胁。为此，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数智赋能军贸合成旅作战体系”的机动突击作战系统中，配备了在新型6×6轮式机动底盘上安装的两种伴随式综合电子对抗系统，它们可以跟随野战机动车队提供随行保护。其中VE37电子对抗车能够在机动过程中及时探测和发现来袭的无人机、巡飞弹、空对地导弹等空中威胁，并利用电子干扰和压制手段进行反制。同时该系统也可以利用电子干扰技术，让通过无线电遥控起爆的路边炸弹失效，从而确保车队安全，提供可靠的电子护盾。值得一提的是，VE37电子对抗车还可对敌方的通信与雷达形成有效压制，达到“敌不通，我不扰”的效果。而另一种VE38末制导对抗车则配备了光电干扰系统对抗来袭目标，包括使用激光系统击落来袭无人机。这两种系统都采用一体化设计，能够高度自动化地实现探测、跟踪和综合对抗来袭目标的全过程，而且具备独立作战能力。有人与无人协同的机动突击作战系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航展发言人程子恒介绍说，这次推出的机动突击作战系统中，除了VT4A主战坦克、VT5U轻型无人化坦克、VN20履带式重型步兵战车、VU-T10中型履带式无人地面作战平台等明星陆战装备外，还包括了VN22（6×6）和VN23（8×8）两种新一代重型轮式装甲底盘。它们均采用大功率国产发动机，具备先进的操纵性能，可实现在狭小地域的原地转弯等黑科技功能，并拥有非常优异的战场防护能力，弹道防护达到北约4级标准，同时还增加了无人机侦察和反无人机模块，大幅提高战场生存能力。图为VT5U轻型坦克 马俊摄这两种新一代装甲底盘可以配备不同的武器模块，形成包括装甲突击、火力压制、防空反导、侦察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完善功能的新一代应急反应部队，成为处理战场突发事件的利器。图为VU-T10中型履带式地面无人作战平台 马俊摄此外，近年局部冲突的经验也证明，无人作战车辆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程子恒介绍说，机动突击作战系统中包括VU-T10中型无人地面作战系统。这种无人战车配备有30毫米遥控武器站和红箭-12反坦克导弹，对于装甲目标和防御工事有较好的打击能力。更关键的是，这种采用纯电驱动的无人战车可以在10公里外遥控作战，如果得到无人机中继通信，遥控距离甚至远达25公里。它既可以配合VT5U坦克协同作战，也可以独立作战，在执行城市巷战或攻坚任务时能有效降低人员伤亡。图为航展上展出的无人机让巡飞弹成为“空中之眼”近年局部冲突证明，大口径火炮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依然是战场之神，但战场上成堆的钢铁残骸也显示，在现代反制火力越来越迅速和密集的情况下，如果火炮不能做到快打快撤，未来战场生存能力堪忧。针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为海外客户设计的火力打击作战体系中，尤其强调了火炮的机动灵活性——重点展示的AR3、SR5系列多管火箭炮、SH15车载加榴炮、SH16A轮式自行榴弹炮均具备快打快撤的特点。尤其是这次重点展出的SH16A型155毫米无人炮塔自行火炮，使用8×8轮式装甲底盘，搭载模块化无人炮塔，操作员实现了一键式全自动操控方式，既可以对集群目标实施火力覆盖，也能够对特定目标实现精确打击，甚至支持远程无线操控。它可以发射多种弹药，具备所谓“多发弹着”技术，即经过精确计算后，选择不同弹道快速发射多发炮弹，使它们在同一时间落地，从而让一门火炮打出“多门火炮齐射”的效果。同时，火力打击作战体系中，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大名鼎鼎的SR5远程火箭炮也进行了升级。《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这次SR5远火的发射系统还集成了飞龙60A巡飞弹，后者可以与火箭弹共架发射。程子恒介绍说，飞龙60A作为一款高度集成化、高效费比的巡飞弹，集目标侦察指示、任务规划、精确打击和毁伤评估于一体。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专家表示，军事强国通常会借助强大的空中侦察力量掌握前方敌情，进而引导后方远程火力实施打击，但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很难具备这样的空中侦察能力与跨军种的空地协同作战能力，因此飞龙60A为SR5远火提供的侦察和目标指引能力是非常高效的替代方案。《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这次还展示了天龙一体化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激光武器系统、弹炮结合防空武器系统等一系列防空武器，可为防护单位构建起“金钟罩”“铁布衫”的防护效果；在反坦克装备方面，展出了红箭9A、红箭10E、红箭12E等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的兵器明星产品，显示红箭系列产品的雄厚实力以及“红箭既出，无坚不摧”的演示效果；无人机领域则重点展示BZK005E等高低搭配、察打结合、远近衔接的无人机型号。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前三季度立案数据，其中村干部立案数字引发关注。通报显示，2024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4.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58人、厅局级干部3263人、县处级干部2.6万人、乡科级干部8.9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7.7万人。7.7万人这一数据，是去年同期立案人数4.6万人的近两倍，也超过了去年全年立案总数的6.1万人。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共有50.2万个行政村，这意味着村干部涉及腐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几年来，基层的反腐力度不减。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村民自治框架下的村干部腐败，不同于其他行政层级的腐败现象，是基层治理和反腐的“硬骨头”，需要综合治理、系统出招。今年前三季度7.7万名村干部被立案，图为用放大镜观察（资料图/图虫创意）盯着补贴“腐”“90后”茹杰威是今年6月份被立案的一名村干部。现年32岁的他曾担任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潭镇下埔村的党支部书记（以下称“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以下简称“村主任”）。根据通报，从2021年至2023年，茹杰威伙同他人通过伪造文件、抢种青枣树冒充原有农作物等方式，骗取了垦造水田项目青苗补偿款。最终，茹杰威被开除党籍，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国新闻周刊》梳理今年1月至今的相关案件发现，涉腐的多是村里的“一把手”村支书、村主任，当中村集体的“三资”（即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是重灾区。图为村里挂出的横幅（资料图）山东省纪委监委在今年4月通报了菏泽市单县朱集镇韩六行政村原村支书韩广云的案件。2021年3月至2023年10月，他在“一肩挑”村支书、村主任期间，违规截留村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8.5万元，虚报冒领玉米种植保险1.2万元，冒领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1.2万元。在安徽六安市霍邱县马店镇金田村，2022年9月，原村支书、原村主任许长金安排村干部尹某某虚报金田村环境整治项目中的挖掘机工时，虚增了381.5小时，从中套取资金5.7万元，这些款项被用于违规支出和发放补助。袁柏顺是湖南省廉政研究基地、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他和团队此前整理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5年至2020年曝光的567起村干部腐败的典型案例，发现腐败行为的前两位是违规骗套和贪污侵占，分别占比41.47％和12.6％，涉及领域包括房屋改造、扶贫专项、集体土地、社会保障和惠农补贴等。腐败的高发领域与乡村发展的阶段紧密相关。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副院长李莉长期深入农村调研，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国家逐渐向农村投入补贴，掌握分配资源的村干部被一些人当成了“肥差”。一些村干部上任前，以金钱或请吃饭的形式向选民拉票，之后再通过吃拿卡要等方式将贿选的花费“捞”回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征地拆迁补偿款和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腐败的高发领域，尤其在经济较发达的南方地区。随着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推进，国家扶贫资源和资金不断汇入中西部农村地区，袁柏顺指出，村干部腐败开始集中在农村危房改造、扶贫专项、征地补偿等领域。“国家惠民政策补贴到哪里，腐败就跟到哪里。”袁柏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过弄虚作假、巧立名目等形式骗取、套取国家和集体资产是最常见的腐败形式。以危房改造为例，村干部会冒领他人的补助款，也可以通过虚报不符合申请资格村民的形式骗套补助款。账目监督难落实“三资”领域成为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多位专家表示，这与当前的村级财务制度不完善密切相关。早在2000年，为解决村委会自主管理财务模式下，村民兼职会计专业水平不高带来的账目错误及对村干部财务活动监督乏力的缺陷，我国提出建立“村财乡管”的财务模式，也就是将村级财务交由乡（镇）政府代管和监督，但不改变村集体对本村财务的决策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截至2016年，我国90％以上的农村地区已建立了“村财乡管”的村级财务管理机制。不过，目前仅对凭证审核、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及报送、稽核工作由会计人员负责作了要求。相关配套制度，包括详尽的审批程序、监督主体的具体标准和责任等并没有明确。湖南某乡镇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事实上，有的村干部并不会将“三资”全部交由乡镇代管，会自行扣留部分钱款随意列支。河南省纪委监委今年6月通报的案例就显示，漯河市舞阳县章化镇前古城村村支书张广卫在2015年至2023年间，利用职务便利，未将前古城村共计32.3万余元集体资金上交章化镇财政所纳入村级财务管理，且违规挪用村集体资金5.3万元，超过三个月未还。今年5月，张广卫被撤销党内职务，并被责令辞去村主任职务。即使将“三资”全部交给乡镇代管，有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乡镇并不会在村干部支取时，对票据凭证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只停留在财务手续、流程的把关上。河南省某地一位村干部说，常常出现“见票即付”的情况。村支书凭发票就能去乡镇支取，但发票会有高开的情况，例如打一眼机井实际花费5000元，“开票金额能翻倍开到10000元”。山东菏泽市东明县审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卫华在今年撰文指出，实行村财镇（乡）管制度以后，乡镇经管站财务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普遍不高，缺少专业财务人员，村账务处理程序不规范，存在不及时记账、结账、对账、对原始凭证审核管理不严等问题。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加上一些村干部对惠民信息的垄断、对财务信息公示的不足，加剧了其腐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明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村干部既受上级政府委托主导负责国家资源分配及发放资格的审核确认，又承担着管理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职能。双重身份下，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也是村级腐败发生的重要诱因。关于财务活动情况及其有关账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明确要求，重大经济事项等应当向全体成员公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明确，补贴补助等资金、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应及时公布，接受村民监督。不过袁柏顺在调研中发现，财务信息公开存在选择性。公示内容多为村规制度、村内建设等非关键信息，对村集体“三资”管理、惠农相关资金使用发放情况的公示则不足，造成村民获取信息的延迟和偏差，村干部则会借“信息鸿沟”动村民的“奶酪”。这种时候，就需要多重监督机制，包括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以及群众监督。就上级监督来说，曾明说，村干部不在行政系统内，收入较低，大多是兼职，基本没有职务上的晋升空间。在有限的激励机制下，乡镇大量行政事务又要依赖村两委的支持和落实，部分乡镇可能会对村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容忍”与“包容”。袁柏顺则发现，部分村干部与乡镇干部形成合谋腐败，也导致乡镇监督缺失。其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有91.38％的腐败同盟来自村级干部群体，而乡镇和县级部门干部也不同程度参与村干部的腐败，涉及国土、林业、财政等部门。合谋腐败具备隐匿性强和潜伏期较长的特点，潜伏期在2—5年的居多，占比为58.28％。至于同级监督，财务管理等工作的落实是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其独立行使监督权，对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明确，村务监督委员会一般由3至5人组成，设主任1名，提倡由非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或党员担任主任，原则上不由村党组织书记兼任主任。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村会计（村报账员）、村文书、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不得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全国的设立已相当普遍。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覆盖全国22个省份的30个县（市、区）的样本中，截至2018年，约有89％的村庄已经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据悉截至2018年，约有89％的村庄已经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资料图）不过，袁柏顺调查表示，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委会、村集体组织交叉任职现象较多。村支两委“一肩挑”模式下，有些甚至还兼任村集体企业负责人。而村务监督又在其领导之下，如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纪检干部往往是村党支部的纪检委员来兼任，“兵去管领导，不太现实”。另外，肩负监督职能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可能会与被监督的村“一把手”合谋腐败。浙江省苍南县平水村就有一起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与村支书、 村主任等6名村干部伪造村委会议记录并合谋私分或售卖51个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非法获利61.2万元的案例。此外，乡情社会也让这类监督有难度。李莉说，在多数村务监督委员会中，成员往往与被监督对象是熟人，“怕得罪人”“抹不开面子”的观念使得同级监督流于形式。在曾明看来，熟人社会以及管理服务对象、范围、辖区的小规模同样使得村民对腐败的举报成本过高，群众监督落实也有难度。如何进一步治理？事实上，针对村干部腐败问题，相关专项行动早已陆续出台。2018年至2020年，中央纪委部署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2017年至2020年，全国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分别为4.87万件、13.1万件、8.5万件、6.5万件。2023年2月，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的基调、采取严的措施，大力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数位专家都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了村级腐败，加大了执纪执法力度，使得更多腐败问题浮出水面并得到查处。李莉直言，村级腐败治理面临特殊挑战。针对这一“硬骨头”，需要系统出招。财务制度的优化是重中之重。袁柏顺表示，应健全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尤其要对涉及村集体“三资”方面的问题线索进行排查，建立专门台账，分类开展重点督办。目前已有一些地区进行了探索。如《贵州省加强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管理监督实施办法（试行）》提出，对集体“三资”达到一定规模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开展提级监督，对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落实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层面，村级监督作为最直接的监督方式，专家建议，应从信息公开力度和用人方面进行加强。曾明认为，需对村务公开形式、内容、载体、深度、细度做更为详细的规定，如在资金分配、资格确认、项目落实等方面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发言权与监督权。与此同时，通过监督与审计联动、巡察与审计联动改革，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农村财务进行审计检查，对村干部贪腐做到早发现、主动发现、及时发现，并早预警、早处置，形成震慑力。在人事组织管理方面，袁柏顺认为，村务监督委员会组成结构应引入更多与村干部无直接利益关联的村民代表，以增强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有助于质询和监督村务异常。至于上级监督，袁柏顺指出，有部分地方探索了在村级建立乡镇监察办公室的联络站，有利于打破村居熟人社会监督难的壁垒。据媒体2020年报道，吉林省集安市纪委监委制发的《关于在部分村（社区）开展监察联络站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在钱湾村、育才社区等7个村（社区）设立监察联络站试点，作为市监委派出乡镇（街道）监察办公室延伸到村（社区）的联络点，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一体运作，协助加强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人员的监督。此外，多位专家建议，依靠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和监督透明化，以便有效筛查违纪违法行为，更好地满足基层反腐的监督需求。李莉在脱贫攻坚期间曾调研过福建某市，当地构建了大数据监督平台，村民可以自行查询惠农资金发放情况，改变了以往对惠农政策不知情或得知资金被冒领克扣后难以监督的状况。之后该市将此监督平台支援给甘肃某重点贫困市，在监管扶贫资金滥用方面起到了更加明显的效果。发于2024.11.18总第116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7.7万名村干部被立案记者：解雪薇 编辑：徐天